社会科学发轫于西方，始于英、法、德，然后进入到美国，从而开始具有一种普遍性，随后在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陆续得到发展。但如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即西方国家在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模式上已失去其霸权地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已放弃发展社会科学，而其他国家的社会科学已经取代其统治地位。当下，需要我们从全球化的视角对社会科学进行再思考。
重建社会科学的“普遍价值”
全球化背景提出了两个反思的路径。第一是对社会科学的西方中心论的反思，我们是不是在方法与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太过受到西方世界的影响？是否应该重新思考西方社会科学与思想文化传统的关系？第二是对社会科学应用范围的反思，社会科学是不是应该具有更普遍的价值？
按照相对主义理论，中国、韩国、法国的思想是无法沟通的，比如中国的思想首先是被中国人所接受，其次才能被韩国人接受，最后有可能被法国人接受，因此，各国思想并不具有普遍价值。对此，我坚决反对。需要强调的是，西方所谓的普遍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言，是非常抽象的，往往与现实相距甚远，并经常成为殖民、剥削等行为的工具。所以，现在尤需思考的是，在如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应如何重新对“普遍价值”进行一种再创造。
1950—1990年代：从系统化转向碎片化
1950、60年代的社会科学与今天有怎样的区别？以社会学为例，在1950、60年代，社会学不但具有介入性、政治性、公共性，而且带有很强的批判性。当时的社会学家往往拥有非常系统化的理论和思考方式，能够以一种全面的视角来思考问题。比如，1950年代的社会学家帕森斯就非常热衷于建构庞大的社会理论体系，并进而以全面、系统的视角来思考社会学问题。帕森斯建构的这种宏大体系同时继承了马克斯·韦伯和涂尔干的思想传统和理论资源。当时的社会学家虽并不全是功能主义者，但大多能以较全面的视角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
在1950、60年代，具体的分析与宏大的思想体系是可以建立联系的，而且社会学家可以在这两者之间进行转换。1950、60年代甚至70年代初，社会学家不但对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具有很强的介入性，还会参与到一些社会运动中。例如在法国，当时的学者借助马克思主义抨击政权而非仅仅服务于政权。
那个年代社会科学的另一个特点是结构主义甚嚣尘上。虽然当时的社会学者比较多地介入公共生活，但是与此矛盾的是，占主流的结构主义认为“主体”是非常危险的。当时的研究往往致力于从结构上理解制度、体系等抽象事物，对行动者并没有多少兴趣。当时的社会学者因为要介入公共生活，也需要和其他领域的公共学者进行接触。比如，在作为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中心的巴黎南泰尔大学，与社会学家一起工作的是研究城市化、建筑以及从事精神分析的学者。
1970年代，社会学开始活跃，主要思潮也发生巨大转变。社会学者开始质疑功能主义这样的宏大体系，诚如舒马赫所言，“小的就是好的”。学者们开始关注非常具体的相互作用关系，功能主义完全失去势头，对于帕森斯的作品，学生们可能认真读上两三页都很困难。
而到了1980、90年代，学者们认为应该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随处可见社会科学研究碎片化的现象。有些学者很快理解了这一转变：古德纳在1970年代的《西方社会学即将到来的危机》中，描述了功能主义是如何走向没落的；美国社会学家霍洛维茨在《社会学的解体》中批判了社会科学的碎片化和相对主义。社会科学的碎片化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那时，在美国大学附近的书店里，社会学专栏中几乎所有的书都落满灰尘，书的种类和数目也乏善可陈。但有关同性恋、大屠杀和非裔研究的书目非常多。这种碎片化，说明社会学实际上已解体为多个不同的领域，而这些领域间并没有共同的理论。可以想象，社会学的碎片化必然会导致相对主义的出现。每个人都是自己研究领域的专家，在各领域间并没有交流的必要。
以“全球”、“个人”取代“系统”、“行动者”
1990年代之后，社会科学经历了新的变化。如今的社会科学需要探讨两个相互对张又彼此关联的问题，分别是全球化和个人主义。全球化是一种全面、广泛的问题；而个人主义则是具体、个性化的问题。经济的全球化弱化了组织和机构的作用，使国家的功能发生改变，并使每个人都能在扩大的活动空间中做自己的事。全球化同时也弱化了社会团结的作用，弱化了群体集体行动的功能。因此，可以说，全球化促进了个人主义的发展。
个人主义究竟指什么？可以从两个层面探讨。第一，个人主义指的是维护个人的利益，这是最直接的一种看法，个人为了收入、工作，以及获得更好的教育或医疗来使自己能够更体面地活在这个世上。第二，个人主义指涉一种个人自我建构的忧虑。许多社会学家使用“主体性”来描述个人自我建构的能力。于是，一方面全球化越来越深入，而另一方面，个人主义趋势也日益明显。
但是，不可能所有人都能获得最大利益，也不可能所有人都能获得主体性。贫困、种族主义以及城市化进程中的贫民窟等不公正、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一个人如果不能成为自己行动的主体，就往往会转而产生另外一种倾向，如暴力种族主义。我们在面临全球化的同时要对个体进行一些非常具体的思考。在1960、70年代，就有社会学家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如米歇尔·克罗齐埃在《行动者与系统》中所表达的。另外，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批判了功能主义，认为应该把微观个体困扰与宏大历史、结构分析相结合。所以，现在就不应该仅限于从单一社会或民族国家的角度思考问题，而应该把思考放在一个更为广泛的空间，即全球化背景下。这就意味着之前所说的“行动者”和“体系”已经不成立，应由“个人”和“全球”视角所取代。这与社会学最初诞生的民族国家背景完全不同。
放弃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用一句非常精辟的话总结了我们如今的任务：放弃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指，我们研究的问题往往限于单一民族国家范围之内。一旦放弃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就会发现，需要对所有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比如关注的对象、研究的工具、借助的理论、使用的范式等。
以社会融合为例，融合问题放在欧盟的立场上就是欧洲一体化问题。如果从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视角研究融合问题，指的是研究从其他国家迁移到欧洲国家的移民，看他们是不是有能力在欧洲国家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比如一些移民会在融合的过程中完全丧失自己原有的特性，另一些人则会在丧失部分特性的同时更加倾向于他们所进入的社会。如果放弃这种视角，就不能不考虑，这些移民从哪些国家来？如何过渡以及迁移后怎样分散聚居？所以，方法论和视角发生变化，“问题意识”就完全不同。再如，在1915—1920年，有些日本人前往拉丁美洲特别是巴西定居，传统的社会学家，会研究这些日本移民如何融入拉丁美洲社会。而我的一位博士生研究发现，巴西日裔移民的第二、三代又返回了日本，然而在日本受到了种族主义歧视。虽然这些看起来是日本人，但从精神上讲并不是日本人，所以，他们在日本反而比在巴西的处境更边缘。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在足球上非常崇尚巴西。但分析这样的问题，利用传统的社会学方法很难进行。
这些变化使我们不得不对社会学，进而所有社会科学学科进行重新思考。以历史学为例，该学科传统上盛行着民族叙事方式，因为出现上述变化，历史学出现两种研究转向，一种是全球史方向；另一种是个人史方向，包括对边缘化团体的研究。作为民族叙事的历史学已经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全球的、多元的叙事。
打破传统学科分工格局突显全球视角
在社会科学依然由欧美主导时，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分工非常简单，社会学家致力于研究西方社会中的问题，人类学家则对远方的民族和部落更为迷恋。如今这样的分工格局在西方已被打破。原本人类学家所研究的那些远方国家、民族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经变成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比如，法国的一位人类学学者，研究的是巴黎的地铁以及卢森堡公园。所以，现在需要以另一种方式来提出研究问题。
社会学研究确实已发生巨大变化。过去，是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研究问题，国际问题与国际关系只是作为研究的背景。例如战争和恐怖主义问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恐怖主义仅仅发生在民族国家内部，只是在某一个地区想独立成为一个国家时，才会把它置于国际背景下。而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我们发现恐怖主义已经全球化了。要理解为什么恐怖袭击在世界各个地区造成了如此多的伤亡，在研究发动恐怖袭击的国家的同时也要具有一种全球性的视角。
同样，对于战争问题，我们既需要从地区视角出发的思考，又要有一种全球性视角的思考。美国学者阿道夫在《新旧战争》中描述了如今的战争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再比如研究发展问题，也同样需要从全球的视角，而不仅仅从地区的视角来思考，李培林教授和其他国家学者共同主编的《金砖国家社会分层》英文著作就是很好的范例。这本著作也带给我们一个启示，即研究发展中国家时不应仅仅关注一个国家，而应该研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一系列国家。上述变化也迫使我们在对个体进行研究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从历史角度或用传统的研究方法来研究。
再以“身体”研究为例。传统研究一般将身体和思想进行区分，而对个体身体的研究关注不够；在全球化视角下，必须思考全球化对个人身体的影响，如舞蹈，武术，人体的穿孔、刺青等。当然值得挖掘的相关领域还很多，实际上，我们的研究对象也发生了改变。
警惕过度专业化
正如上文所述，1960年代，大多数学者愿意建构宏大的体系，既可保持全面的思考，也能研究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而如今社会科学的发展与这种雄心壮志相去甚远。举一个稍具讽刺性的例子。如今能够看到一些学者写出非常严谨的学术文章，这些文章会说，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某一个具体现象做出了87%的解释，我现在通过新的研究，收集到新数据，能够对这个问题做出92%的解释，也就是说我能够多给出5%的解释。虽然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工作，但是难以让人满意。而且，这些做出5%进步的学者，很愿意和那些对这个研究推进1%、2%的学者进行讨论。这些学者在统计量化方法上受过很好的训练，在学术上的交流也是全球性的，因为他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研究这个问题的十几个、二十几个学者也有往来。但他可能永远不会和隔壁研究室的同事一起探讨问题。
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环境越来越走向自闭，学者们常把自己关在各自所研究的领域内，而越来越难以参加更为广泛的问题的讨论。对于这种过度的专业化，其背后的两个因素值得注意。首先是大学组织的问题。现代的大学体系会更加促进学科之间的细分，而不是跨学科的沟通与综合，全球各地的大学一般都会鼓励年轻学者去选择一个研究的方向或专业。其次，相应的学术评价体系也在加速学科的细分。如果想在学术生涯中有所建树，在这种评价体系下，刊登一篇做出5%更多解释的文章，相比写出更为宏大、广泛的研究性著作来说，显然容易得多。这种碎片化或者说专业化的学科现状，使得学者越来越不会以学者或研究者的身份去参加公共讨论。
我们的确应当专业化，但在专业化的同时还应该有一种能够建立更为全面、广泛的理论视角的能力。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在《公共社会学》中，已经指出了问题所在。
跨学科合作：全球化背景下知识生产的新趋势
1960年代，社会学家对静态分析非常感兴趣，比如社会学家帕森斯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如今情况发生了改变，社会科学非常需要跨学科的讨论，以便使其他学科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的视角。近些年来有很多社会学和其他学科合作的案例，比如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尤其是认知科学的合作，虽然使用生物学方法解释社会是一种比较危险的做法，但仍然有必要和生物学家进行合作。如果对交际或信息社会进行研究，与这些研究大脑、认知系统的学者进行交流会十分有意义。所以，作为网络社会最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的兴起》风靡一时。研究基因的学者也可以与考古学家进行合作，他们能够通过基因来分析当时某一群体的生活。
全球化还能够促进社会科学家与其他一些自然科学的学者进行合作，比如在环境、水资源、大型自然灾害的问题上。六七年前在美国新奥尔良发生了飓风灾害，并引发洪水。要理解这起自然灾害，就需要从两方面进行思考。一方面要思考这个飓风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会到达新奥尔良地区；同时要思考这个飓风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比如受灾后，白人、富人会比黑人、穷人得到的帮助更多。所以，要理解研究灾害和风险之类的问题，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者的合作。
个体主义的上升使社会学能够从个案的角度去对之前仅能从团体角度考虑的问题进行研究。比如，社会中的生与死的问题，研究者慢慢开始否认存在着一种适用于整个社会的普遍模式和规则。如一些医院会建立医疗伦理委员会，主要处理比较极端的情况。当涉及非常复杂的生死问题时，医院会召集一个伦理委员会，成员包括研究者、医生、护士、律师、伦理学家等，他们会从非常全面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目的是为了指明几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及其后果，比如是继续让这个病人活下去，还是终止他的生命等。这就是对无法决定自己生死的“脆弱的个体”的关注。而对于全球化的视角，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所指出的，民主并不是西方的独创，亚洲也出现过，同时，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司法实践能够为西方的司法体系提供非常有意义的经验，帮助其解决之前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些研究司法、民主的学者，为知识继而为行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没有全球化的背景，这类研究是很难想象的。
社会科学如今已进入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中，这个大环境实际上是有利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尽管当下与过去存在很多断裂，但我相信明天会比过去更美好。这就需要，第一，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永远对现状保持批判；第二，应该有权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议题，也就是说自己能够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做主。
（本文根据威维尔卡教授2013年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汪建华整理、李培林审定）
作者：迈克尔·威维尔卡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迈克尔·威维尔卡（Michel Wieviorka），国际著名社会学家、法国人文之家基金会主席。曾任国际社会学协会（ISA）主席、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运动与社会干预研究中心主任。